当技术让一切都可预测，生意就会好做么？

早在2016年，Facebook工程师创造的机器就能“每秒进行超出600万次预测”。毫无疑问，这个预测性引擎现在更加强大，能无情预测出你的品牌忠诚度、你的渴望和你的欲望轨迹。这便是社会心理学家肖珊娜·祖波夫所描述的“预测性产品”：它前所未有地渗入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以此猜测我们的未来，并将这些预测出售给想要操纵未来的人。

与此同时，这种“预测性控制”的理念，在认知科学中也有了数目惊人的追随者：一个围绕着“预测性大脑”观念发展的神经科学学派越来越有影响力。该学派认为，我们大脑的基本活动是产生源源不断的预测：预测我们将要听到的声音、将体会到的感觉、将觉察到的物体、将采取的行动和的后果。

这些预测编织了我们的现实，换句话说，我们猜测自己会看到什么，就会真的看到什么。大约四百年前，勒内·笛卡尔声称“我思故我在”。而现在，认知科学家阿尼尔·塞斯说：“我预测，故我在”。

在今天，“预测性引擎”被前沿的脑科学家当做理解我们人类最深层次本质的概念工具，也被最强大的公司和机构所利用。这是如何发生的？它又意味着什么？

随时代演化的隐喻

“把大脑当做预测性引擎”的这种奇怪的隐喻，来自于一种久远的历史趋势：人们经常通过他们那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来理解神经系统。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将人类的身体比做“自动机”、“像手表一样，通过弹簧和轮子自己运转的机械”。同样的道理，笛卡尔把动物精神在神经系统中的流动，描述为与液压机的传动相类似的物理过程。电子通信系统的崛起加速了这一趋势。

19世纪中叶，外科医生和化学家阿尔弗雷德·斯米说，大脑是由电池和光伏电路组成的，允许神经系统和身体进行“电报通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亚瑟·基斯将脑细胞比作电话交流中的操作员。

支配我们生活的技术也逐渐演化成为了复杂的预测系统。旧的层次仍然存在：电线分布于家庭和工作场所，水通过隐藏的管道流进水槽和淋浴间。但现在，这些基础设施由预测性技术掌控。这种技术指导的不仅是物资的运输，还有信息的传送。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至关重要。不管技术多发达，人类都不是技术碎片的集合。但如果我们这样谈论自己，也就默许了大公司和政府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鼓吹“预测处理”的“先知”在把预测当做是大脑的决定性成就的同时，也会迷信那些有预测能力的机器，即使预测的结果粗糙、有害或者有自圆其说之嫌。他们暗暗地希望“用预测性引擎塑造和操纵人类主体”的行为能合法化，并鼓励我们按照机器预测的形象塑造自己。

科学家们可能认为，他们建造的是方便观察的工具与方便理解的概念，不过是神经科学时代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罢了。但是，观察的工具太容易化为武器，瞄准人群了。正如上面所说，预测性系统起初就是一种为了在战场和市场上让人类可控的武器。因此，质疑现在挥舞这种武器的人，也是合情合理的。预测系统是一把双刃剑，科学家们在思考他们理论与阐释的用途的时候，应尤其警惕，不让科学走样，成为“某些商业形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