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算法能够左右西方选举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和其后披露的“剑桥分析”丑闻，让人们注意到智能算法的强大威力，及其对选举民主的冲击。

2020年美国大选再次将算法瞄准和智能选举推向了新高度，新的算法科技和瞄准手段不断涌现，数据驱动的智能选举（data-driving elections）逐步取代传统的选举动员方式，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线下竞选活动受限，使得虚拟世界的“算法空战”成为本届选举的主要形式。

特朗普团队和拜登团队仅仅用于脸书平台（Facebook）的政治广告精准投放花费，就分别高达9770万美元和8210万美元，数据和算法成为选举的核心竞争力。

最前沿的算法科技被淋漓尽致地运用到选举场域，政党、候选人、竞选团队、咨询公司、数据掮客（databroker）、算法服务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等形成新的选举联盟，重塑着选举生态。

这些新变化不仅意味着选举策略和竞选方式的转变，而且对选举民主的内涵和根基构成新的挑战。算法时代的西方选举正在走向某种形式的异化，为我们观察和思考选举民主的危机及其治理提供了契机。

西方正在进入智能选举的新时代，数据资源和算法技术开始重新定义西方的选举政治，选举不仅是政党政策主张之间的比拼和选民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且越来越成为不同政党和选举人在数据和算法领域的较量。最大限度地搜集和挖掘选民数据，运用智能算法对选民展开精准动员，引导选民行为以收割选票，成为算法时代新的选举方程式。

基于海量选民个体数据的算法瞄准，一方面拓展了竞选活动的形式，更加有效地传递选举资讯和智能化地动员投票，有助于提升选举民主的活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对选民心理和行为的操控，引导候选人分割和选择动员对象、掌控选民情绪、精准投放信息，以及“围猎”潜在支持者，这些都将危及民主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