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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至2020年，作者断断续续地介绍过Carrol Quigley的文明史观（《文明史系列》），尤以《文明的乱序》《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及《包容多元与文明冲突》三篇文章最为重要。
在G2过去几年的大争之世下，全球资本流动和供应链重构加速，作者所谓“再全球化”愈演愈烈。过去一年多来，出海投资渐成热点，不出海就出局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并被众多企业接受。如何看待这个时期的全球投资趋势变化，作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的视角：
第一个层次是聚焦于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领先为出发点的G2竞争为视角，这是一个微观视角，其出发点是G2各自的产业安全与科技领先诉求，导致在部分尖端行业出现激烈的产业矛盾和冲突。
在本公号“芯片系列”中有过非常细致的描述。这个微观视角可用以分析在产业冲突最尖锐的领域，各方的考量及可能的行动。半导体产业冲突问题确实与地缘政治问题紧密勾连，也就使得一个产业微观问题具有了宏观性。
第二个层次是反思过往Dani Rodrik所谓超级全球化阶段的视角，这是一个中观视角。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超级全球化时代事实上已经终结，这是因为作者所谓“两个不平等问题”（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及一国内部的不平等）日益突出，矛盾无法调和。
当前的再全球化，实际会将全球资本在不同地域进行重新分配，这将伴随供应链重构和全球产业结构的持续性调整，这个调整进程至少在20年以上。作者在“全球化系列”中对上述问题已有详述，并且通过“老龄化系列”阐述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变动趋势与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关系。这个中观视角可用以帮助理解当前种种问题的历史由来。
第三个层次是文明史的视角，这是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当前G2内部对彼此都存在诸多误读，这些误读背后当然也有各自不同利益主体有意为之的考量，但无论如何，G2作为当前两个主要人类文明的代表国家，其各自核心部分已存在实质性抵触。这种抵触是由于前述中观历史问题而产生，表现为前述微观领域的种种冲突。这种抵触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会存在。
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主导文明都会不断彰显自身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往往也是跨国界和地域的。此时对于跨境投资者而言，更需关注的恐怕不是主导文明的主旨和意愿，而是受主导文明影响的次级文明的自主意识。
前述微观和中观视角是被普遍讨论的内容，对于G2各自的投资者而言，往往会不自觉地“站队”，进而形成“由此及彼”的判断。作者认为，在G2存在长期抵触可能的提前下，需要有一批具有更长远和更宏大眼光的投资者，从上述第三层次，即文明史的视角来看待未来。
作者就此再次提及Carrol Quigley在1960年代提出的观点，在Tragedy and Hope中，Quigley提出了文明进化的基本模式：
“当一个社会受到另一个社会冲击而被摧毁，人们将处于旧有文化和侵入文化要素的碎片中。这些要素通常只能提供给人们满足其物质需求的工具，却因为缺乏思想和精神的统一，而不能被组织起来运行一个社会。这些人要么麻木，要么为自己，尤其是为后代，以个人身份或者组织小团体，选择融入其他文化。
然而，也有人们利用旧有文化碎片重建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新的非物质文化，因此新的意识形态和士气又将旧有文化的碎片凝聚起来。这些新的意识形态，可能是从外部输入的，也可能是本土产生的，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足以与物质文化的所需要素结合起来以形成完整的社会功能，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经由这样一些过程，所有的社会，乃至所有新的文明，诞生了。”
地缘政治理论更像一个时空缩小版的文明史观，过度聚焦于少数国家，并不能反应足够长期的人类文明变化情况。文明史观需要读者跳出单体文明来看待人类世界。显而易见的是，地球长期存在不同的人类文明，各自的历史、资源秉赋和演进道路都不尽一致。
全球主义论者十分强调文明的包容性，民族主义论者则十分强调文明的独特性。但从文明进化论者的视角看，不同文明之间一直在相互交流、碰撞，在不同的强势主导文明之间，往往存在众多弱势的次级文明，这些区域作者称之为“文明的边缘地带”。从强势文明视角，这些边缘地带似乎是“蛮荒之地”，但从历史视角看，这些强势文明的边缘地带，往往会成为不同文明交汇、碰撞进而融合的中心。
我们看到，曾经是中华文明这个强势文明影响之下的日本，早在其战国时代（16世纪）就开始接触欧洲文明（南蛮文化），当时部分日本大名就已引入天主教和欧洲科技，南蛮文化在此后逐渐演变为“兰学”，与中华文明的影响开始并立，最终在1853年黑船事件后，日本彻底倒向全盘西化，脱亚入欧。
在二战结束后，耻于战败的昭和一代，在情感上又回归日本传统，以日本战国史的重新挖掘来激励经济上的奋斗。更细致的看，日本战后的统制经济其实源于日本伪满统治时期的经济实践，而韩国的财阀经济体制也正是源于朴正熙在伪满任军职时的个人经历及其与日本右翼（岸信介系）的长期隐密关系。
伪满在当时其实是一个更小的、处于中日朝冲突之下的“文明的边缘地带”。这种统制经济模式并不像英美的自由主义，而有更明显的一二战时期德国模式的痕迹，这也是日本在脱亚入欧时的主动选择。伪满时期结束后，重新回归的东北，也在后来成为了中国大陆重工业化的开端，并成为中苏文明交汇的中心。
也就是说，仅以日本近代以来为例，可以看到一个本是中华文明边缘地带的岛国，实际上在全球化初期就已成为中华、天主教与新教文明的碰撞之地。正是因为日本在全球动荡时期有着强烈的变革愿望（次级文明的自主意识），才使得不同文明的碎片在日本重组并获得新生 。
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另一个星球来看待这段短暂的人类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本来处于“文明边缘地带”的岛国，由于其自主变革意识，通过让不同文明的碎片在本土实现重组、融合，最终实现强势转向。
类似的“文明边缘地带”的故事，还发生在中国的香港与台湾，也发生在韩国和新加坡。在清末日益衰败的传统中华文明，也是由于其曾经的“边缘地带”不断导入西方文明的技术、体制和意识形态，再由这些边缘地带逐渐传播影响，才在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国大陆腹地）掀起彻底的变革。对中国影响最为直接的，其实并非遥远的欧陆或者北美，而是当时已被西方文明浸染的周遭的“边缘地带”。
科学技术的传播自不必说，连“阶级、主义、解放、思想、资本、文化、法律、民主、理想、伦理、自由、共和、组织、干部”这些词汇都来自于日语；马主义直接来自于俄国、日本而非德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出让制度来自于香港承继英国的批租制；产业园区制来自新加坡工业园区经验的输入。苏联的计划经济曾被整体承继，放弃计划之后的经济模式，更类似于日韩的统制经济（东亚模式），而非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
这就是文明的边缘地带对曾经主导文明再生的历史影响。我们认为自身“重回人类主导文明”的这个眼前之果，实际是在本土传统文明面临崩溃瓦解之时通过自主意识去不断选择、吸收和融合而实现的，之所以就近选择，是因为看到了曾经的边缘地带已经实现了繁荣，并且在沟通（人种与语言）上可能获得的安全感。换言之，文明的进化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仅是只有“非此即彼”的斗争。
作为“强势文明边缘地带的蛮荒之地”，恰恰是强势的主导文明想要施加影响并予以争取的区域，也是不同强势文明的交融之地。历史地看，全球化就是一个不同人类文明不断碰撞的过程。强势的主导文明在进入次级文明时，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对次级文明造成全方位影响。
如果次级文明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自主意识，那就有可能获得“边缘地带”之利，即可以不像对立的强势文明那样排斥彼此的技术、资本与贸易，而是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进而努力成为一个多元的繁荣之地。
对立的强势主导文明重新审视各自文明的边缘地带，施加各自影响，并加大投资，这将使得这些边缘地带快速地形成文明的融合与进化，从技术到体制，从意识形态到士气，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寻找那些不同文明可以共同施加影响的地区，识别这些地区的自主意识及其重组不同文明碎片的能力（非物质文化），将是再全球化投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这个趋势是确定的，可能会持续长达数十年，将会伴随下一代人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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