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不清这是第几次，莫超庆幸自己离开了电子厂。
在厂里，他负责处理设备报警信息。20台机器大约摆了五六十米长，平均每台机器五分钟会报警一次，他要来回查看处理，还要两班倒，每天微信步数都超过三万。莫超说，那是个“每月给5000块都不会再干的活”，“我再也不进厂了，饿死都不要进厂”。
莫超今年18岁。半年前，他从一家电子厂离职，和许多曾经的工友一样奔赴外卖行业，在东莞工作。
莫超在这里如鱼得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清楚掌握了成为一名骑手的潜规则。哪家店出餐快、怎么抢顺路单、怎么躲交警，他比老骑手还要清楚。
今天收益不错。莫超算了算，白天和晚上加起来，他跑了48单外卖，赚了三百多块。这是他一天最兴奋的时候，收工、查看进账金额，赚够了三天的生活费，他就可以躺三天再出来上班。
当骑手，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莫超强调说，必须得是众包骑手，不是跑专送的，专送需要按时按点上班，跟在厂里没什么区别，算不上自由。自由，对莫超这样刚走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一切。
葛较瘦和莫超不一样。他眼里没有累活，只要能赚钱的都是好活。
初中毕业后，葛较瘦进过电子厂、卖过香蕉、做过房产中介，送过快递，但都没干满一年。今年是他当专送骑手的第五年，在这个他觉得有些被妖魔化的行业，葛较瘦过上了深圳月薪上万的生活。
“从厂里出来跑过外卖的，谁还会进厂啊？”葛较瘦回忆起在电子厂里扭螺丝的日子，他一天干满11个小时，一个月最多也只拿过2800元。这是一份即便是在2014年也有些窘迫的工资，再加上电子厂环境差，难找女朋友，他再也不会回去扭螺丝了。
制造业工人流失，外卖行业成为了吸纳主力，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这种流动。根据2020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美团超过250万名骑手中，有近四成来自制造业工人，是骑手的最大来源，其次是小生意老板、销售和建筑工人。
对身上没有学历和技能的莫超来说，外卖行业意味着金钱和自由，几乎能满足年轻人对工作的一切要求。而工厂恰恰是它的反面，钱少、活多、被管束。
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制造业不得不开始自我调整，但年轻人似乎很难再回去了。
“努力就可以月入上万”
莫超进过二十多个厂，磨机床的、制衣的、做模具的。他干普工，有些厂能呆满一个月，有些厂干几天就会提桶跑路。离开的原因有很多，会骂人的组长，不分昼夜的劳动强度，没空调的员工宿舍，冲鼻的机油味道，还有很难喂饱自己的工资。
众包骑手是莫超干得最久的职业。这是一份几乎没有什么门槛的工作，只要办一张健康证，有一辆电动车就能入行。想跑就抢单，不想跑就躺平，没有约束。每天有收益进账，这比在工厂被中介公司压工资踏实。
莫超讨厌被约束，这也是他离开云南老家的原因。送外卖的时候，他最享受红绿灯切换时的那几秒钟，他会看看周围有无交警，然后扭大油门向前冲。
众包骑手的工资日结制度能够满足年轻人的迫切需求。葛较瘦回忆起自己最意气风发的一天：“有段时间特别想赚钱，我就猛抢单，猛抢单，我想着自己一定要拿下站点第一，结果那天我真的破了站点纪录，98单，赚了将近1000块。这种成就感，肯定是流水线上打螺丝给不了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072元，而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骑手月均收入为4950.8元，比农民工平均收入高出近五分之一。
厂里也并不是赚不了钱。一般情况下，进厂无非是两个工种，普工和技工。扭螺丝、开关机就是普工，基本上谁都能做；技工要跟师傅学技术，比如磨机床，工龄越长越吃香，月薪上万的也有不少，但得沉下心来学习、耐得住寂寞。
葛较瘦有过一个做技工的机会，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一旦走上这条路，可能一辈子都要呆在厂里了。”葛较瘦刚满24岁，他不敢想象这样的生活。
很少再有年轻人愿意长时间呆在厂里，“一辈子”更是个难以想象的时间长度。深圳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最夸张的情况下，月初给一家电子厂送进一批普工，月末可能已经换了三拨人。
离开工厂不止是为了钱。许多出走工厂的女性都面临带孩子和赚钱的平衡难题。龚丽每天5点半必须到幼儿园接小孩放学，领导曾想提拔她为生产主管，她一度因为担心无法平衡家庭而考虑拒绝，即便升职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最后工厂决定给她方便，每天给她半个小时的接放学时间。
外卖行业也迎来了更多中年人。31岁的陈强也跑众包，两年前他在地铁口摆摊卖生蚝，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卖八九千。被城管收过两次车后，身边也有人劝他进厂，但他权衡过，做普工钱太少，年龄没有任何加成；当技师还要学习时间，他觉得自己熬不起了。
葛较瘦的站点每个月都有人离开，但永远都有新人来。“努力就可以月入上万”的招聘口号，对年轻人始终有诱惑力。
